广文曾生，来自南丰，入太学，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。有司敛群才，操尺度，概以一法。考。其不中者而弃之；虽有魁垒拔出之才，其一累黍不中尺度，则弃不敢取。幸而得良有司，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，若取舍非己事者。诿曰：“有司有法，奈何不中！”有司固不自任其责，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，皆曰：“其不中，法也。”不幸有司度一失手，则往往失多而得少。
呜呼！有司所操果良法邪？何其久而不思革也？况若曾生之业，其大者固已魁垒，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；而有司弃之，可怪也！然曾生不非同进，不罪有司，告予以归，思广其学而坚其守。予初骇其文，又壮其志，夫农夫不咎岁而菑播是勤，甚水旱则已；使一有获，则岂不多邪？
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，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，然曾生亦不以干也。予岂敢求生，而生辱以顾予。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，而有司又失之，而独予得也。于其行也，遂见于文，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。
译文
广文馆的曾巩，来自南丰地区，想进太学，与那里的各位学生一同向考官求教。考官收纳各方有才学的人，按照考试标准，一律以统一的要求衡量。那些不合乎考试要求的就被淘汰；即使是雄伟超出之材，其中有细微之处不合标准，也淘汰不录取。侥幸遇到好考官，也不过同众人一样同情惋惜，好像录取和淘汰都不关自己的事，推诿地说：“考官有考试标准，不能考中有什么办法。”考官本来不能承担应有的贵任，而社会上的人也不因此对考官责备，大家都说：“他考不中，是考试有规则的原因啊。”更有不幸，考官掌握标准有失误，就往往会失去很多人材而得到的很少了。
哎！考官所掌握的真的是优质的考试标准吗？为什么长时间不进行改革呢？何况像曾巩这样的学业水平，他的优秀文章，本己达到雄伟杰出的境界，一般文章，也合乎考试标准；但考官还是将他淘汰，真是奇怪啊！然而曾巩没有指责同考，不怪罪于考官，把回家乡攻读的想法告诉我，想继续拓展自己学识并坚守原有的特色。我起初惊叹他的文章，又赞叹他志向豪壮。正如农夫不责怪灾年收成不好而依然勤奋地开荒播种，那些水旱之灾危害也就不存在了；如果能像这样有所收才获，那岂不是能得到很多吗？
曾巩囊中装着数十万言的文章来到京师，京师求学的人，没有向曾巩求教的，但曾巩也不凭这些文章谋求人事打通关系。我岂敢要求曾巩给我看文章，而是他委屈自己来拜访我。这正是京师读书人既不能向他求教，考官又失去他，而只有我得知他的缘故。现在他将回家乡，看到的这些文章，使我感到，曾巩可凭这些文章怜悯考官而祝贺我独自有识得人材之喜。
注释
曾巩：字子固，南丰（今江西南丰县）人，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。
广文：广文馆。唐、宋均设广文馆，掌教国子监中学习进士业的学生。
太学：宋代国学之一，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人中俊异者皆可入学。
进于有司：指赴礼部应进士试。有司，此处指礼部。
敛（liǎn）：聚集。
操尺度：掌握衡量弃取文章的标准。
概以一法：用同一标准衡量。概，衡量。
魁（kuí）垒（lěi）拔出：高超特出。《汉书·鲍宣传》：“朝臣无有大儒骨鲠，自首耆艾，魁垒之士。”颜师古注引服虔曰：“魁垒，壮貌也。”
累黍（shǔ）：古代用黍粒为计量基准，这里指极小的数量。
非己事：与自己无关。
诿（wěi）：推卸责任。
自任其责：自己承担责任。
失手：发生差错。
业：学业。
大者：指见识，思想。
小者：指文章技巧。
不非同进：不非议一同进考的学子。同进，同求进取者。
广其学而坚其守：扩充自己的学识，坚持自己的操守。
咎（jiù）岁：责怪年成不好。
菑（zī）播：耕耘播种。菑，除草。
橐（tuó）：口袋。这里用作动词，携带的意思。
求：访求，有赏识的意思。
辱：谦词，犹言承蒙。
顾：探望，访问。
吊有司：意思是试官不选拔曾巩是一件严重的损失。吊，伤痛，与“贺”相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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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：“概以一法考。其不中者而弃之。”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，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，即使内容再好，艺术成就再高，也概不人选。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，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，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，继承韩愈、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，受到排斥废黜，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。
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，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。其一，所谓“良有司”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，但他们奉“一法”为圭臬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“中尺度”者，对文章“不中尺度”的人，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，也不肯录取。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，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：“有司有法，奈不中何。”文章惟妙惟肖、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。但问题还不止于此，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，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：“皆曰：‘其不中，法也。’”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。其二，更不幸的是，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。这样，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，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，造成“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，则往往失多而得少”的后果。
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，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：“有司所操果良法邪？何其久而不思革也？”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“法”，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，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。行文至此，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，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“可怪”的现象，既为曾巩鸣不平，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。事实上，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，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载：“知嘉韦占二年贡举。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，号‘太学体’。修痛排抑之，凡如是者辄黜。场屋之习，从是遂变。”
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，大胆改革考场陋习，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。据《宋史·曾巩传》载，曾巩恰恰就是“中嘉祐二年进士第”的。两相对照，孰是孰非，非常明显。说到底，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、选拔人才的问题。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。
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，立脚点高，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。相反，对曾巩“不非同进，不罪有司，告予以归，思广其学而坚其守”大加赞扬：“予初骇其文，又壮其志”。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。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，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，“思广其学而坚其守”的行为，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。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。
文章的最后，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，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，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：不仅写得亲切有味，而且发人深思。结句一“吊”一“贺”这对反义词的运用，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、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，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。
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，而且写得极有章法。如揭示考场流弊，就用了“剥笋皮”式的层层“曝光”的方法，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，层层深入，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、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；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，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，即如何正确地、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，可谓丝丝入扣，天衣无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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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（1007－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“六一居士”。汉族，吉州永丰（今江西省永丰县）人，因吉州原属庐陵郡，以“庐陵欧阳修”自居。谥号文忠，世称欧阳文忠公。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，与韩愈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合称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后人又将其与韩愈、柳宗元和苏轼合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
修启：秀才人至，蒙示书一通，并诗赋杂文两策，谕之曰：“一览以为如何？”某既陋，不足以辱好学者之曰，又其少贱而长穷，其素所为未有足称以取信于人。亦尝有人曰者，以不足曰之愚，而未尝答人之曰。足下卒然及之，是以愧惧不知所言。虽然，不远数百里走使者以及门，意厚礼勤，何敢不报。
某闻古之学者必严其师，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笃敬，笃敬然后能自守，能自守然后果于用，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。三代之衰，学校废。至两汉，师道尚存，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。是以汉之政理文章与其当时之事，后世莫及者，其所从来深矣。后世师法渐坏，而今世无师，则学者不尊严，故自轻其道。轻之则不能至，不至则不能笃信，信不笃则不知所守，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。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，以希禄利为急，至于忘本趋末，流而不返。夫以不信不固之心，守不至之学，虽欲果于自用，而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，又况有禄利之诱、刑祸之惧以迁之哉！此足下所谓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鲜，而未有合者，由此也。
足下所为文，用意甚高，卓然有不顾世俗之心，直欲自到于古人。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几？是则乡曲之中能为足下之师者谓谁，交游之间能发足下之议论者谓谁？学不师则守不一，议论不博则无所发明而究其深。足下之言高趣远，甚善，然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，此其病也。窃惟足下之交游能为足下称才誉美者不少，今皆舍之，远而见及，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。此古君子之用心也，是以言之不敢隐。
夫世无师矣，学者当师经，师经必先求其意，意得则心定，心定则道纯，道纯则充于中者实，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，施于世者果致。三代、两汉之学，不过此也。足下患世未有合者，而不弃其愚，将某以为合，故敢道此。未知足下之意合否？
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，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，而集录之，以为十卷。子美，杜氏婿也。遂以其集归之，而告于公曰：“斯文，金玉也。弃掷埋没粪土，不能销蚀。其见遗于一日产，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。虽其埋没而未出，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，而物亦不能掩也。故方其摈斥摧挫、流离穷厄之时直，文章已自行于天下。虽其怨家仇人，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，至其文章，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。凡人之情，忽近而贵远。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，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？公其可无恨。”
予尝考前世文章、政理之盛衰，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，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。后百有余年，韩、李之徒出，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。唐衰兵乱，又百余年，而圣宋兴，天下一定，晏然无事。又几百年阳，而古文始盛于今。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。幸时治矣，文章或不能纯粹，或迟久而不相及妇。何其难之若是欤？岂非难得其人欤！苟一有其人，又幸而及出于治世，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！嗟吾子美，以一酒食之过，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。此其可以叹息流涕，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。
子美之齿少于余。而予学古文，反在其后。天圣之间，予举进士于有司，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，号为时文，以相夸尚气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，作为古歌诗、杂文旭。时人颇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顾也。其后，天子患时文之弊，下诏书，讽勉学者以趋于古焉。由是其风渐息，而学者稍趋于古焉。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，其始终自守，不牵世俗趋舍，可谓特立之士也。
子美官至大理评事、集贤校理而废，后为湖州长史以卒，享年四十有一。其状貌奇伟，望之昂然，而即之温温，久而愈可爱慕。其才虽高，而人亦不甚嫉忌。其击而去之者，意不在子美也。赖天子聪明仁圣，凡当时所指名而排斥，二三大臣而下，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，皆蒙保全，今并列于荣宠。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，多一时之豪俊，亦被收采，进显于朝廷。而子美不幸死矣。岂非其命也！悲夫！